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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第三章求学之路(4)


g、“金榜题名”

        由于校领导和老师经常的表扬,以及同学们的赞颂,使我有些飘飘然了。忘记了自己是个复习生,经不起失败,在报考学校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差点毁了我的一生。

        一年的复读很快就要过去了,到了冲刺阶段暨报考学校的时候了。这时,我们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在一块商量该报什么学校。当时我们县有6所高中,当然教育质量最好的是一中了。不知谁说的要报一中,当时我正在犹豫,又有人说,你学习这么好,你不报谁还敢报?这时被别人奉承的飘飘然的我,真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情绪一激动,就说“好,我们报一中!”就这样在我的“忽悠”下,我和杨玉生、王贵军、丁建力、刘忠诚等五人报考了一中。

        考完后,大家还信心满满,准备上高中后继续努力,向大学冲刺。可是看榜后,人人垂头丧气,我们“全军覆灭”、个个名落孙山。

        这时,我的头“嗡”的一声又大了。这个结果是我从没想到的,对我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我是复习生,他们都是应届生。他们考不上还可以再复习,可我怎么办啊?

        从我家到县一中30里路,我是推着自行车走回来的。一路上我边走边哭。我感到真是太对不起父母了,家里这么困难让我啥也不干复读一年,我却辜负了父母的殷切希望。

        进村后,我的泪水再一次像开闸的洪水喷涌而出。我没敢回家,而是去了梁尚泉老爷爷家。

        在我频临绝境的人生到路上,是这位长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安慰。他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人。

        尚泉老爷爷也是个命运坎坷的人。他原跟他的父亲在青岛上学,是青岛二中毕业的高材生。因其他原因而未能上大学,后又因成分问题一直陪他母亲在农村种地、讨饭、挖河,一待就是18年,吃过很多苦(后来接班到青岛工作)。国家破除成分论后,他被安排在先锋村当老师。在我复读的一年里,他在语文和数学上都曾给予我很大帮助。我把我的情况向他说了后,他帮我分析说:“以你的成绩考个一般高中绰绰有余,但一中还差一点。你今后想怎么办?”我鼓足勇气说:“我还想继续复习,可我家的情况,我想父亲怎么也不会同意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沉思了片刻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就欣赏你这种永不服输的精神。这样吧,你再回大杨学校复习面子上不好看,你就跟我到先锋去上学吧!你家的情况我知道,你的书费、学费由我出,这个你放心。”听到这话,我激动万分,恨不能跪下给他磕头。但我知道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是我以后的争气和有出息!但我还是有顾虑,怕我父亲不会同意。他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就说:“你放心回去吧,你父母的工作我来做。”

        我推着自行车回到家,等待着父亲的“严惩”。

        出乎我预料的是父亲见到我不但没有打骂,而且和蔼地说:“考学的事我听说了,你努力了没考上就算了,这就是命啊!咱们家几代从没出过念出书来的,今后该干啥干啥吧!”听了父亲的话,我红肿的双眼又盈满泪水。心想,父亲没有责怪,已经变化很大了。要是过去,一年功夫白废了,不是一顿打就是一顿骂。父亲后面的话,我听得很清楚,就是不要想三想四了,在家老老实实种地吧,这是命中注定的。此时我心想,我是老大,弟妹还小,家里没有干活的,父母太辛苦,家庭也太困难,我又长了一岁总能为家里减轻点负担了。就现在家里的窘况,再提复读的事怕是痴心妄想、白日说梦。

        不久的一个晚上,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的心也像这天一样乌黑一片,没有一点光亮。在豆大的煤油灯下,我刚吃过晚饭,就看见尚泉老爷爷来我家了。他肯定是来说我复读的事的,我知道不会有好结果的就悄悄出屋了。其实我并没走远,一直在院里的窗前注视屋里的动静。我听到尚泉老爷爷说:“祖国这孩子,不能说太聪明,但肯努力、肯钻研,非常有志气。这次的落榜主要是报错了学校,以他的学习成绩报考个二中根本没问题。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孩子有决心,你们就再给他个机会。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了解,花钱方面一切由我负责……”沉默。显然父亲内心在做着激烈的斗争,姊妹6人就我能干点活了,这一复习又是一年,要是再考不上哪?我在外边感到过了好久好久,二弟祖平才出来说,父亲让我进去。我胆战心惊地进屋了,就听父亲说:“就听你老爷爷的吧,过几天去跟他上学吧!”听了这话,我心里真是比蜜还甜。在家庭这种情况下,我知道父亲能让我再次复读,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啊!我说:“爹,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和老爷爷的期望,再考不上我就不配做您的儿子。”

        事后,我知道是尚泉老爷爷的执着和无私的精神感动了父亲。按村里辈分我叫他老爷爷,其实连远亲也不是。人家一不沾亲而不带故,这样苦口婆心的做工作,并且还答应给孩子出学费、书费,人家为的啥?还不是为了您孩子今后的前途和发展嘛!

        坚强的父亲并没有让老爷爷为我出书费、学费,他感到这样已经很麻烦人家了,再让人家出钱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啊!我不知道从不愿意求人的父亲,在我明天要上学的那天晚上跑了多少家、说了多少好话,但我清晰的记得父亲很晚很晚才回家,当早晨我走时他把用手绢包的整整齐齐的里面有毛票、钢镚的7元5角钱交到我的手里。我接过来拿在手中,突然却感到很沉很沉……

        就是在这种坎坎坷坷的波折中,我又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

        新的学校、新的环境、新起点,一切使我感到很陌生。但万变不离其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我那时的座右铭。

        在先锋学校学习两个多月后的一次考试,终于为让我来上学的尚泉老爷爷争得了一些面子。

        国家在70年代末期,还实行中专招生即初中毕业考中专(称为小中专),毕业后全部分配工作。所以这种小中专当时在农村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公社文教组为了提高小中专升学率,在全公社进行统考选拔一个由40人组成的班称为“尖子班”。公社文教组将集中优秀师资进行教学。在先锋学校,我和董凤翔、贾风喜、杜深云等16名同学参加了考试,出人预料的是只有我一人“金榜题名”。

        消息传到家里,父母感到欣慰。在我心中也燃起了希望之火。心想,如果考上小中专一下就跳出了农村,为家里减轻多少负担啊!

        “尖子班”设在交通比较发达的赵庄,离我家有10多里路。非常巧合的是,我与从大杨学校考来的我们同村的丁建强分在了一个桌。在班里,我还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杨玉生、王贵军是考一中时和我一块落榜的;还有一个高个女生。在上次考一中前我也参加了全省中专考试,考试时她和我在一个桌。考试中,我曾用眼睛的余光偷看她的试卷,被她发现后悄悄盖了起来。此时,我窃喜:还不让我看,原来你也没考上。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学后知道,她叫付秀珍,父亲是公社文教组的领导。怪不得那时傲慢的像公主,原来真的有来头。

        后来,她接班在铁路售票处工作,我当兵在外来来回回没少给她添麻烦。去年,她女儿高中毕业想当兵,我想方设法给她办了,算作对她的一种报答吧!

        刚到“尖子班”还有点得意洋洋,认为是佼佼者。可是越来越感到压力大。尤其是一次的数学摸底考试,使我感到无地自容。那次考试其实并不难,主要是考基础。卷子上有一道题问“0”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我答的是“既不是有理数,也不是无理数,是中间派。”老师在讲解试卷时,说了这个事引起全班哄堂大笑。霎时,我脸上发烧,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尖子班”真是强手如林。我这在先锋学校每次考试是数一数二的学生,在这次数学摸底考试中竟然是倒数几名,这下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时我有些后悔了,在这里没有老师的宠爱,没有学生的赞赏,就是向老师咨询问题,也没有过去的老师热情和耐心。

        “开弓没有回头箭”。想到父母和过去老师的殷切期望,没有任何退路,我只有勇往直前。

        由于离家比较远,我们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铺上草和麦秸打成通铺,住下了我们12个学生。由于大家都忙于学习,又没地方洗澡,房里的味道十分难闻。吃饭,是我们带玉米面交上,学校食堂统一给做粥;主食,是各自从家里带,食堂负责给热一热。由于当时我家8口人,只有父母挣工分,每年都欠生产队工分,所以,一年到头分的玉米只够做粥喝,主食就是地瓜。我吃的天天“烧心”、吐酸水,但是毫无办法。有时,母亲知道我正长身体,学习又累,心疼我就偷偷在我盛干粮的兜里放几个玉米饼子,但我知道后总是悄悄放回去。不管怎样我坐在教室里不干活,还是让干活的父亲、母亲或年幼的弟妹吃(母亲是从来舍不得吃)。我吃上地瓜已经不错了,可是家里吃的是什么哪?夏天吃榆叶、槐花、苜蓿等野菜,这些东西放上点玉米面,在锅里一蒸就能吃了;冬天把榆树皮晾干碾成面擀成面条,或者把地瓜干碾成面擦成丝煮着吃。我还清楚的记得1976年春末的一天,我吃了母亲用野菜做的菜糕去上学,走到半路头晕呕吐,就赶快往家跑。到家后才发现一家8口7口人都上吐下泻,只有2岁多的四弟祖宝平安无事(他太小没有吃,他吃的是面糊)。原来吃的那种“蒿子”有毒,我们食物中毒了。

        那时,我感到天下最好吃的美食莫过于四弟祖宝吃的叫“面糊”的东西了。那是把面粉用水和和,锅里滴几滴油,然后把和好的面倒在锅里,烙成巴掌大软软的小圆饼。有一次,家里没人我就偷偷撕下一小块吃了,感到真香、真好吃啊!心想,如果哪一天能吃上一顿这个就好了。

        在学校每天吃饭时,我看到别人有带饼子、窝头的;有带馒头、包子的。为了怕别人看到我老是吃地瓜,每次盛上粥我拿着用手绢抱着的地瓜到校外去吃。吃完了围着学校转两圈,顺便背背数学公式和物理定理,回到教室正好别人也都吃完了。那时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好像特别能吃,本来是计划好三天的量(中间每周三回家取一次),可是吃着吃着不是少一顿就是少两顿。没有办法,那只有喝粥了。每当这时我都抢着去刷盛粥的桶,别人认为我表现好,其实,我是先把桶拿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从桶里还能空出半碗粥。这样正好安慰了我咕咕叫的肚子。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为了放松身心,我们也常常打打闹闹、讲讲笑话自娱自乐。

        不知道为啥,我感到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夜里出来撒尿尿在空中还冒热气,到地下很快就结了冰。

        有一次,一个王姓同学,半夜出来撒尿,不知怎么受了风,撒尿的“玩意”肿的又粗又大,没法去上课。那时,教数学的正好是漂亮的女老师贾秀芬。因王姓同学学习很好,老师比较注意,就问:“怎么回事?”我们几个面面相觑,都憋着笑谁也不说话。老师就急了说:“到底怎么回事?跟他一个宿舍的同学全部站起来!”我们全部站了起来。看实在瞒不下去,一个杨姓同学急中生智说:“他说他头疼!”我们10多个知道内情的同学实在忍不住了“扑哧”一声全笑了起来。

        不堪回首的日子终于快过去了,又到了报考学校的时候了。我们这次考试是全省统一试点,中专和高中招生是同一张卷子。考得最好的上一中,考的中等的上中专,这个“火候”实在很难把握。我找到上次跟我一块落榜的王贵军商量报啥学校。他说:“我想报车站中学,因为它教育质量比一中稍差一点,比别的中学又都高。并且,地点在城里交通方便环境又好。”我和他的学习成绩彼此不分上下。我就想了想说:“好,那咱们一块报车站中学。”可是,等到正式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我不能承受再一次失败,心想,车站中学条件那么好,报考的人肯定能多,于是,我就悄悄报了比车站中学稍低的县第二中学。

        考完试回到家后,我为了弥补这两年复读给家庭带来的亏欠,重活、轻活都抢着干,努力承担一些父母肩上的事,帮父母卸下些生活的沉重和悲苦。在这个时候,我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考上高中学费怎没办?

        几天后,我就到三叔梁仁忠、四叔梁仁华(四叔在部队没能提干,这是在部队学的手艺)所在的副业队(现在叫建筑队)当小工了。大工是负责砌楼房,小工的工作就是和泥、搬砖和运石头等零活。当小工的第一天,我负责向在10多米高的楼墙上抛砖,刚开始还行,可是越抛越累,但我咬紧牙关仍坚持着,等到晚上收工累的我走路都有些困难了。等吃完饭后,三叔和四叔看到我手上磨出的四五个血泡,都很心疼,劝我回去不干了,但我摇摇头说“我能坚持!”那时我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挣下我上学的学费,不让父母再为我去借钱了。

        副业队每天天不亮上工,等天黑了看不见了收工,每天都是10几个小时。人,只要心中有信念,就永远不会趴下。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不刷牙,不洗澡,上工时积极的表现(为了多挣点钱),下工后吃点饭倒头就睡(为了积蓄力量,坚持下去)。20多天后,我的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人也黑了、壮了,基本上适应了副业队的艰苦劳作。正在这时,从家里传来消息:我以5门(每科100分)总分432的高分,被县二中录取了。

        副业队上的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都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三叔、四叔当然是更高兴了。他们帮我收拾了东西,捆好了被子说:“赶快回家准备准备,到了学校好好学,争取考上大学,这一辈子也不希望你再干这个了”。我说:“上学还早哪,我要干满30天好算账。”就这样我在那里干了整整30天。这也是我一生中最苦、最累、最无奈的30天。也许从那时起,更坚定了我一定要逃离农村,逃离贫穷的想法。

        当我把长大以来第一次用苦力挣的30多元钱交到父亲手里,我感到了无限的惬意和温暖,感到终于为父母尽下了一点情意和责任。

        县二中座落在县城南10多公里处的伦镇镇,距我家有近15公里。建于1956年9月,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校,建校几十年来为社会培养出了不少人才。

        1979年的9月1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穿上母亲给我做的新衣服带着生活用品和入学通知书,骑着家里唯一的一辆旧自行车向着理想的“圣地”进发了。

        学校的环境和条件比原来所上的任何学校都要好。学校建在镇南面,三面是绿油油的庄稼地。校园很大,路径平整,绿树成荫。尤其是教学楼前几颗长得很粗的古树苍翠欲滴,好像向人们炫耀着它的日月沧桑。

        这次学校“高一”共招了4个班,分为十级1至4班。因我考得分数比较高,我被分在了十级一班,共42名学生。坐在高中的课堂里感觉格外不一样,因为这里曾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是实现理想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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