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四章步入军营（2）

b、当上了文化□□

        我们军是刚从徐州移防过来的，现在许多营房还没有建好。我分到的六连在离营房10多里一个叫店子的小村打石头（部队建营房用）。这次我们县有刘圣华、高德成、孙文水、张振江和我5名同志分到这个连队。当时连长是张志发，河南人；指导员张以明辽宁人（后晋升为山东东营军分区政委）。到连队后，我和齐河县的于桂河分到了6班。

        这个叫店子的小村属于山东安丘县。虽然这里属于丘陵地带，但与我老家比起来还要富裕一些。我住的这家房东跟我家差不多，也有6个孩子。看到这家操劳的女主人我就常想起我的母亲。我们班住在两户人家，于桂河跟班长住在一起；我和副班长住一起。我们的班长叫陈成会，副班长叫孙启新，一个是新泰县；另一个是新汶，都属于泰安地区。我们到班里后，陈班长找我们两个新兵谈得最多的就是“男女关系”问题。因部队移防几年后，每年战士退伍时把周围几个村的漂亮姑娘给带走了，引起地方青年们的敌视，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尤其是我们连的一位班长，与店子村的“村花”黏黏糊糊，使村里一位早就暗恋那位姑娘的小伙子找到连队要与班长“决斗”，最后，那位班长受到了纪律处分。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始前，他写了血书要求上前线争取“立功赎罪”。当时，团要在我们连队选拔16人参战，连队怕他继续待在村里惹是生非，就批准了他的要求。没想到的是这位班长却因祸得福，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荣立战功，被破格提拔为军官。

        听了陈班长的话，我暗暗为那位班长高兴，同时也告诫自己一定不能犯这方面的错误。我们房东有位蛮漂亮的姑娘，比我小一岁，我从来不敢与她主动说话。偶尔她与我说话，我会面红耳赤，怕让人看见有啥嫌疑。只有一位聊城姓陶的老兵经常与她开玩笑、逗逗乐子，给无聊单调的生活带来些乐趣，可为此他多次遭到班长的警告。

        采石场在村西南500米处。每天我们8点钟列队上工，6点钟列队下工，中午在那吃一顿盒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原来在家时干小工差不多，使我非常彷徨和迷茫，感到与原先想的差距太大。我们这批兵既不住在城市也不是技术兵，并且，自我们这批兵开始，以后控制入党数量，取消战士直接提干（一律经过部队院校培养才能提干）。总感到自己生不逢时，致使努力没有了目标和方向。

        正在这时，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恰在这时，济南军区《前卫报》又刊登了一篇《三个希望都落空，我的前途在哪里？》署名“一名老战士”的读者来信，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我们抱着当兵入党、提干、学技术的农村兵，感到情真意切，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针对这种思想苗头，部队自上而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观”教育。重点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革命人生观教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兵是每一个青年人应尽的义务，不是捞取政治资本的跳板，更不能为了找出路才来当兵。

        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劲头也足了。虽然，打一天石头回来感到比在家时的建筑队还累，但在这里心情是愉悦的。因为，向大里说，我们是在为国家尽义务；向小里说在这平台上，通过不懈的努力还是有可能入党或穿上四个兜（提干），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

        由于连队在村里执行施工任务，管理不便，我们相对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在新兵连时，我就听说部队以后提干必须入军校，也就是从我们这一批兵开始可以考军校了。我把这消息写信告诉了家里，父亲早早就把我的高中书本寄来了。这样在课余时间我就有计划的学习高中课程。

        有一晚上，我正在自己学习，被查房的张指导员发现了。他问我：“你是啥文化程度？”我说：“高中毕业。”他听了后说：“好！小梁子，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军校。”听了张指导员的话，我更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与指导员那次谈话没过多久，连队通讯员突然通知我，让我作为连队小学班的新任文化□□，到团里参加培训。那时，许多农村兵都没啥文化，甚至有的还不识几个字。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各连队根据上级指示，都开设了初中班和小学班，为他们补习文化。

        所谓培训班其实就两天的时间。由团政治处宣传股分管文化教育的王干事，把每连新任的文化□□集中起来，传达师里关于科学文化教育的指示精神和团里的具体要求，然后，领取所需课本和教材。就在培训班那天，我到宣传股找王干事领教材。这时，室内进来一位穿四个兜的干部，我赶快站起来敬了个礼。王干事给我介绍说：“这是我们股郭金山干事，分管新闻，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大名鼎鼎啊！”听到介绍，我肃然起敬，真是太了不起了，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郭干事人看上去很厚道，很随和，微笑着说：“老王，你又拿我开涮。”然后，王干事又指着我说：“这是六连新任文化□□梁祖国。”说着，我赶忙伸出双手虔诚地与郭干事握了握手。

        果不其然，回到连队不久，我就连续看到发表在《解放军报》和军区《前卫报》上的反映我们团工作的文章，最后署名“郭金山”。尤其使我振奋的是，有一篇竟然是写我们连队“副职支持正职工作光荣立功”的消息。从此，我就有了另一个“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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